邱兵｜关于重庆的A to Z
“天使望故乡”与腾讯公益联合推出家乡公益的写作计划，第一站就选了重庆，觉得，嘞个选择绝对正确。因为，重庆是我们重庆人的故乡，是我们眼里的宇宙中心，是我们真正的菜。注意，是真的那个“菜”，我的老姐说，“离开重庆我就要饿死，外面的东西我都吃不惯，我儿豁你（骗你是小狗）。”
这话是真的，网上有一张地图，宇宙中心重庆是红色的，重庆之外的整个地球都是苍白的一整块，只有一个统一的地名儿，叫，“没有东西吃”。
西方的教科书说：公益是一门社会实践的学问，与“付出”、“福祉”、“成长”、“爱”关联。这个定位下，故乡一定是最好的承载体。
编辑让我这个重庆人也写一篇，而且叮嘱，现在大家都过得不容易，不要写悲悲戚戚的，甚至也不要写又哭又笑的，应该，写一篇从头笑到尾的。
从头笑到尾的内容，想想就开心，它在哪儿呢？一定是在共产主义实现的那一天。
我没有一个百分百从头开心到结束的故事，我把对故乡重庆的记忆整理成从A到Z二十六个碎片，也许，你可以从中找到会心一笑的某个片段，或者，成长旅途中的一个回眸，又或者，一个异乡人对他者故乡的再认识：哇靠，嘞个重庆有点意识流哦！
初三那一年，我万念俱灰地发现，卧室那扇门后姐姐为我记录身高的刻度，再也不往上走了。好像上证指数一样，早晨的时候由于生理原因会多一厘米，以为长高了，晚上睡觉前，竟然又恢复了原样，还是3000点。
我的身材，令人遗憾地停止了生长，我再也不可能像规划中的考上复旦新闻系后，穿着许文强那样酷毙的黑大衣走过上海外白渡桥了。
一米七零啊，你看我时很近，我看你时很远。
生活啊，你为啥子一上来就锤打老子？
有一天吃完晚饭父亲发现我像林黛玉一样忧伤地看着窗外，就问我：“啷个，泡椒鳝鱼不好吃嗦？”
姐姐代表我回答：“他发现长不到一米七，想自杀了。”
父亲说：“好好好，我们嘞个2楼跳不死，我带你到7楼赵医生家去，保证你个哈批娃儿跳下来死透，我到楼下维持好秩序，保证不殃及他人。”
少年小邱的烦恼没有成为话题，没有引发任何共情，没有能够持续48小时，因为在小邱的爹老邱眼里，没得时间讨论娘炮话题。
很多年以后，通过文、图、视频的记录，我们知道那个年代有一个比我们大不了多少高不了多少的男生，已经在西湖边上通过与外国人聊天提高自己的英语水平，他的人生故事告诉我们，身高不是核心问题，也不是问题。
“睁眼看世界”才是。
在波士顿的时候，搬过一次家。
第一次来了一位黑人兄弟，像巨石强森那么大。他把货车停在我的新家门口，打开车厢看了看上面的沙发，诚恳地说，这个东西我一个人搞不定，需要另外两个人合作，然后就回去了，第二天真的来了三个黑人兄弟，搞了大半天，算是把一个三人沙发搬了进来。
我太太说我要换一家中国人开的公司，第二天来了两个中国人模样的小伙子，个子比我高不了多少，瘦瘦小小的，他俩用了一天时间把我的整个家搬了过来。
马路对面的邻居瞪着铜铃大的眼睛看着两个小小的身体完成了一项可以开听证会来讨论的工程。
午间休息的时候，我们邀请他们一起吃外卖的炸鸡，他们说不用了，自己带了三明治和水。
他们在前院的草地上聊天，我偷听了两句，忍不住问：“你们是重庆人？”
他们说：“嗯，万州的。”
我说，我也是重庆的，巴南的，嘿感谢你们！
我说：“我的邻居觉得你们是非常厉害的专业人士，令人尊敬。”
他们说：“哈哈，我们差不多算专业人士，我们都是棒棒的后代。”
在重庆，哪里都要爬坡上坎，催生了一群人，肩上扛着一根竹棒，棒子上系着两根尼龙绳，沿街游荡揽活，重庆人称之“棒棒军”，诞生于19世纪末重庆开埠时期。
据说，21世纪的某一年，故乡重庆评选城市名片，万众瞩目的“棒棒”落选了，原因说是没得美誉度，这个逻辑简直把老子气得嘿佐嘿佐地，要说美誉度，王立军、傅晓田倒是曾经有过美誉度，美到人间蒸发。
这个城市有两个最具象征意义、最为坚韧不拔、最具持久永恒美誉度的形象，一个叫棒棒，一个叫黄葛树，黄葛树栽在哪就活在哪，可不像法国梧桐那么装，棒棒用最为低廉的投入解决了整个城市运转的问题。
棒棒跟黄葛树一样，积极乐观，不可摧毁。
抗战中，民生轮船公司的实业家卢作孚冒着日机狂轰滥炸，经过40天将大量人员和10万吨迁川工厂物资由宜昌抢运到重庆，被誉为中国“敦刻尔克”战役。当他抢运的物资到达重庆后，是几万名重庆的“棒棒军”用肩挑背磨的原始运输方式，最后完成民族工业在战火中重生的壮举。
就这，还没有美誉度？
每年最热的夏天和最冷的冬天，都住在故乡重庆的小镇上陪九十多岁的老父亲。
小镇上一家不起眼的面馆，据说开了40多年，是我们这个小镇上的网红面馆。
某个夏天的早晨，父亲继续吃红糖馒头，我表示要尝尝网红面馆，老头子说，你去嘛，辣死你。
网红面馆的服务态度很差，基本不搭理人，这是全国通病，否则不足以彰显其网红气质。我吃了一碗小面，真的很辣，辣到我大清早满世界找冰可乐。
两个小时后，上了好几次厕所，也不能算拉肚子，总之就是觉得那个啥特通畅，我就点到为止哈。
跟老同事聊天，说起网红面馆的生理反应，对方很震惊地看着我：老邱，你龟儿忘本了哟，嘞个就是窜稀油噻，老油，吃了就立竿见影，你龟儿忘本了，娇嫩了，我们重庆崽儿几天不吃硬是不得行。
我懵了圈，不知道如何表达我的态度，因为我突然意识到另一个关联的问题。
每年我都会在波士顿住几个月，女儿在那边读书。
在波士顿待不了两周，就有思念故乡的症状，不是心理反应，是生理反应，简单地说，就是肠胃出现了只进不出的问题，可不能小看这个只进不出，我看纽约时报的文章讲，导致癌症的六大元凶，“只进不出”排第二。
只进不出的状况来到第三、第四天，坠胀感日趋强烈，焦躁不堪，非常痛苦，这个时候，一份窜稀油小面，可能就是虔诚教徒的圣经，得救之道，就在其中。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无缘无故的恨，我看，也没有无缘无故的乡愁。
可是，异乡没有窜稀油，只有香蕉、牛奶、蜂蜜轮番轰炸，梦醒时分，肚子里一通叽哩咕噜，游子的心中一阵狂喜，“卧槽，这回老纸要干票大的！”
疯一样的男子风一样钻进卫生间里。
然而、仍然、还是……
你努力了很久，最终却只是一阵沉闷的气流声。
像是21世纪20年代成千上万人在黑夜中一声冗长的叹息。
1991年，我去过一次大宁河深处，报道一对乡村教师夫妇，他们把所有的一切全部献给了农村的孩子。这篇通讯叫作“魂牵梦绕的诗篇”，刊登在《文汇报》上，后来《读者文摘》也转载了，再后来据说还拍了电影，我是没看过，估计没得吴京、贾玲、沈腾三大艺术家拍的电影那么吃香。
我所以念念不忘三十多年前的那次采访，是因为在采访的最后一天，我有些莫名其妙的感悟。
离开大宁河深处的龙溪镇的那天，一切都是那么美好，一个艳阳天，早上起来镇子上也没什么人，我吃了白糕和稀饭，主人公夫妇把我送上了一艘开往巫山县县城的小船，那个时候，大宁河的水还很浅，很多平缓处水流清澈见底，小船小得像竹筏一般，我一直把脚伸在夏日的河水里，岸边的小猴子一刻不停地和我打招呼，我觉得自己仿佛穿行在天堂般的时光河流里，希望巫山县城永远不要到达。
回到上海后，我给老师夫妇写了一封信，至今我仍记得开头一段的内容，大约是说，大宁河深处很穷，生活很难，很不容易，不过经过这一程采访，我还有点别样的体会，如果要我直言不讳的话，我希望它永远都是这样，因为，它有一种魔力，用一个小船把我带回童年的梦境，带回小国寡民的时代。
不知道为什么，老师夫妇没有给我回信，从此我们再也未有交流。
后来，小三峡旅游开发了，大坝也建起来了，水位变得很高，哪里还有竹筏，游轮都嫌小，某年某月我带老婆女儿去过一次，搞了大昌古镇，里面尽是些新修的假古宅，卖一些毫无意义的纪念品，一个毛绒玩具猴子，开价100元，我说完全乱搞，5块钱差不多。
走出去十米远，一个阴森可怖的声音从后面传来：
“来，5元拿走！”
故乡重庆的媒体这两天报道说，一滴长江水从唐古拉山流到上海的入海口，需要31天，我仔细地看了这个报道，从我的家乡重庆巴南区鱼洞镇，到上海的崇明岛，水滴需要流过20天。我忍不住叹了口气，才20天啊，这条河流仿佛流过了我的一生，无论顺流逆流，它都在我的血脉中奔涌不停。
重庆现在被包装成一个网红8D城市，短视频里的重庆，搞得充满了未来感。
重庆的黄色出租车，开得飞快，横冲直撞，隐患不少，但是在网红营销的时代，它被亲切地称为黄色法拉利。
有一点点赞许的口吻。
如果要说点真实的想法，故乡的这些出租车驾驶员，相当部分素质不高，说得再得罪人一点，大部分素质不高。下午三四点钟的时候，他要交班，交班之前要去加气，不管车上有没有人，也不管路绕不绕，他都要去加气，加气的时候，表还是继续打着，外地的朋友就很不爽。
我有一次赶时间，眼看还有十分钟到了，他又要加气，有点像阿根廷2:1就要夺冠了，突然宣布伤停补时15分钟。我提出可否等我到了再去加，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小哥哥居然同意了。
但是，车速慢下来了，法拉利不拉风了，越开越慢，十分钟走了二十五分钟，这是沉默的愤怒，你不让我爽，我也不让你爽。
下车的时候我忍不住叹口气说：“何必呢？”
小哥哥一脸迷茫。
重庆的这些法拉利飞车党，首先是收入低，所以要飞车揽活，甚至置安全于不顾，哪有什么网红美好的一面，那是自欺欺人的扯把子。至于说他们是不是只信奉丛林法则，不遵守真正的规则，不好说，因为管理部门有自己的体系和逻辑，我也不能站着说话不腰疼，冒充高人。
我只相信，我的故乡并不是8D城市，它没有太多未来感，相反，甚至充满了过去感，充满了苦难与坚韧，正是这样的情怀，激励着我们去努力搏击，去创造希望。
在重庆，点一碗酸辣粉，记住，底下应该有豆芽，豆芽是灵魂；在重庆，点一碗红油抄手，注意，底下应该有莴笋叶子，莴笋叶子才是灵魂。如果碗底没有豆芽和莴笋叶子，你应该批评老板：
“喂，你格老子把灵魂都搞丢了。”
纪念我的初中老师，他60岁多一点就得了癌症，开了刀，好了。
不喝酒，但是抽烟，开了刀就戒了。最喜欢到处耍，不是那种欧美豪华游，就是我们县里的山山水水，看不厌。
70多岁又得了第二种癌症，又开了刀，好了。
继续看巴南的山山水水，春夏秋冬，安逸惨了。
80多岁又得了第三种癌症，医生犹豫要不要保守治疗。老郭要求，开刀，根治。又好了。
老郭买了个相机，像大炮那种镜头，到哪都搂一张，说是要出个摄影集，未完成。
老郭98岁因为脏器衰竭去世。我们都去了追悼会。他的女婿（72岁）致辞，说老郭这一生，乐观开朗，积极向上，捡到一分钱都要交给警察叔叔。我们都在追悼会上兴高采烈地鼓掌。
女婿还感谢这些年主动来照顾老郭的学生们，遗憾的是他们好多人都没能熬过老郭先走了。
老重庆有很多拳王，不是泰森那种，是划拳的拳王。
重庆的喝酒划拳，非常有仪式感，是我所见过的最具特色、最为精彩的全身运动，是智力与体力，理智与情感的交相辉映。
在老重庆看来，你喝了酒，但你没有划拳，有点像你在迪斯尼小镇逛了一整天，但其实过山车和飞越地平线还在里面呢。
重庆的这个拳，规则就是双方出的数字加起来，你喊对了就是你赢。开始的时候，两个人坐着划，声音越来越响，感觉马上就有两把菜刀摸出来，外地来的女同学都吓得恨不得钻到邱总怀里，但是我们重庆人一般都懒得雀一眼。接着两个人就站起来划，或者牛比的一方仍然坐着，叼着非常廉价的烟，激动的一方站起来，一只脚踏在条凳上。再接着两个人都站起来，把凳子踹开，身上的衬衫和背心都不见了，只有两个惨白的松垮垮的上身，两个人加在一起都没有一块腹肌。
两只手，最小的数字当然是0，最大的数字是10，但是对于0-10的叫法，重庆人搞了很多的创新。“一匹马”、“二鸿喜”、“四计财”、“五魁手”是一派，节奏感强，话也比较讨喜。也有根据地名儿来，“四公里”、“五公里”、“六公里”、“七公里”，一直到“十公里”，这些地名儿，跟抗战时修建的滇缅公路有关，带着了不起的爱国情怀……
我的哥哥身材也很瘦小，但他划拳的时候，集万千妩媚于一身，他从来不用华而不实的词藻，而是使用叠词，只是在音量和语调上不断提升，营造出一种步步为营、兵临城下、敢于亮剑的氛围。具体说来，他是这样呼喊的：“一一一”！“二二二”！“三三三”！“四四四”！“五五五”！“六六六”！
每一个酒局的那个瞬间，都是老哥人生的巅峰时刻，是不老的传说。
仿佛东北人都是活雷锋一样，重庆人仿佛都是e人，e人就是外向的人，社牛，乐观的人。
i人都是内向的人，不做好规划不出门，最好离人群远一点。
当然，正如东北人不可能都是活雷锋一样，重庆人也不可能都是e人。
我觉得，更准确地说，重庆这个城市比较有e型特点，而我断断续续生活了38年的上海，更像一个i城。
上海人也非常爱上海，这几年热情更高，繁花如梦，时常要提起梧桐区、邬达克，有人说这些是喜欢上海的理由，我觉得是个扯淡的说法，假得要死。我从没在梧桐区住过，杨浦区倒是混了十来年，但是同样非常喜欢上海，如果对方讲上海话，可能意味着阿拉有点优越感、阿拉不是太热情、阿拉有点作，但也可能同样意味着，比较讲求生活质量、谨慎并守信、需要人质疑的时候站出来质疑，这个i城是不是有它迷人的地方？
我们重庆这个e城不一样，热情如火，绝对接地气。父亲家楼下有个比我大五六岁的老头，有天拉着我，说，听说你从美国回来？还爱国不？我说日你妈我是中国人啷个不爱国嘛！老头说那就好，你先去把他们的兵力部署搞清楚了也好，到时候用得着。
我说我每天就是打扫打扫卫生，搞得清楚锤子个兵力部署。老头说，想办法噻，我们嘞些川军后人，关键时候不能拉稀摆带呦，晓得不，现在网上还有些假爱国的，说是说爱国，结果是用爱国口号赚钱，杂皮（坏种）。
我有两回在香港转机，觉得，有些人对普通话不是很热情，对日本话韩国话反而客客气气，我这个重庆i人立即e了起来，在柜台前大声地、自豪地用重庆普通话点吃的，对方老阿姨很无语。
去年冬天我又从香港转，大老远的，柜台里的阿姨就用普通话朝我喊：可以用支付宝哦！
我想，看来，我是越长越爱国了。
缙云寺就在重庆的缙云山中，是国内唯一的迦叶古佛道场，大殿里供奉的佛像不是本师释迦牟尼佛，而是释迦牟尼佛的前世之师——迦叶古佛。
这个我是不大懂，以前好像不是说释迦如来是菩提树下自学成才的，原来还有个前世之师。
胡适之在他的著作中，一直是说，两千五百年前，喜马拉雅山的一个峡谷里死了一个乞丐，尸体在路旁腐烂了，一个少年王子看见这个可怕的样子，就跑到旷野中去想一个拯救的方法。胡适之还总结说，甚至一个死去的乞丐，对于创立世界最大的宗教，也有所贡献。
“小我”可以消亡，“大我”却不朽。
我读这些书的时候，唯一想的就是，卧槽，千万别让我摊上这个“小我”，胡适之要怎样“小我”是他的事儿。
这些言论听上去更像当下的流行语，时代的一粒灰，落在个体头上，就是一座山。当然，辩证地讲，时代的千千万万粒灰，也能够汇成一座山，压得时代的车轮进退两难。
大约十年前，我和太太爱米粒儿去过缙云寺，那天她不知道想求个啥事儿，偷偷摸摸地请求了师父，师父就让她摇签，就是从一筒木头签中摇出一支来。
爱米粒儿却不是省油的灯，只摇了两下，就把一筒签全撒在地上，师父气得普通话都懒得装了：
“现在啷个办嘛？”他说。
这三个字可能没有一个字写对了的，可是只要你是重庆人，一听到走街串巷的叫卖声：麻糖（tang，第一声），然后是用于切割的两块铁皮的撞击声，叮叮当，叮叮当。嗯，那就是我们童年的味道，硬硬的、甜甜的，在口中慢慢融化，与牙齿相互拉扯……
“麻糖”是重庆叫法，究竟该叫啥，无定论，大致就是一种麦芽糖，小贩把它做成一大块，你要多少就帮你敲一块下来，大的一块钱，小的几毛钱，甜而不腻，口中咀嚼拉扯两分钟，多巴胺快速分泌。
我的祖母走之前，拖了很久，拖到似乎每个人都失去了耐心，包括我这个孝顺的孙子。
她走的那一天，那一刻，父亲满世界找我，而我当时正坐在长江边，叼着香烟，眼神空洞。
祖母紧握着的右手最后被我们扳开来，一块麻糖，留给我。
重庆北碚区的半山腰上，有梁实秋先生住过的“雅舍”旧址，他在这个简陋不堪的地方住了7年，创作了雅舍小品20篇，轰动一时。
梁先生说，“觉得此地人建造房屋最是经济。火烧过的砖，常常用来做柱子，孤零零的砌起四根砖柱，上面盖上一个木头架子，看上去瘦骨嶙嶙，单薄得可怜；但是顶上铺了瓦，四面编了竹篦墙，墙上敷了泥灰，远远的看过去，没有人能说不像是座房子。我现在住的‘雅舍’正是这样一座典型的房子。”
如果我的记忆没有错误，我的瘦弱、贫穷、正直、自尊的祖母也曾经用一己之力为我们建造过这样一处“雅舍”，为我们挡风遮雨，让我们在最幽暗的岁月里憧憬着阳光灿烂的日子。
我手中正好在读一本梁实秋先生的书，梁先生写关于火车的文章，非常有趣，他说，检票员查票查到头等座的门口，总是轻手轻脚的，到了二等座，嗓门就大了起来，到了四等座，会粗鲁地把打瞌睡的人推醒。然而，梁先生说，头等座的人，有时候会朝地毯上吐痰，不一定就是头等人，四等座的人，有时候为了生计和家庭付出所有，不一定就是四等人。
在我的故乡，似乎没有人关心霾。
因为我的家乡是雾都，雾跟霾尽管完全是天壤之别的玩意儿，但是不能否认它俩都有视程障碍，所以，雾还是霾，重庆人想，管俅你妈的，就你们北京人儿上海人儿金贵。
重庆的秋冬天，很容易起雾，雾是一个非常浪漫的东西，香港的谭咏麟先生唱《雾之恋》，陈百强先生唱《烟雨凄迷》，都非常动人。
霾可不是什么好东西，除了PM2.5，还有一堆的有害物质，其中，偶尔，还包含着一个叫政治的玩意儿，说到它大家就很小声。
冬天的时候，家里94岁老头轮椅出游，鼻子嗅了嗅：
“嗯，好！是霾，不是雾。”
我说：“霾还好？特么毒死你！”
老革命拼命吸了一大口，像马拉多纳抽大麻一样，欣慰地说：
“你懂个锤子，说明工厂企业在开工，有活干！经济垮不得，经济垮了我们的合法性就是个问题。”
过年的时候，每天都和家里老父亲在一起，因为这是我们一年中最重要的时刻。
母亲和大哥去世之后，越来越发现，也许，长日将尽。
重庆的冬天，很容易滋生不健康的情绪，用时髦的话说，叫emo，情绪低落。
这个是有科学道理的，首先，黑夜变得很长，然后，潮湿和阴冷袭来，我的朋友老肖从北京来看我，他到重庆的第一天，外套沾上火锅油，洗了，两周后他要回回北京了，一摸，挂在房间里的外套还是湿的。
“这特么的，能把人润死！”他难受地和我道别。
我说我太太2009年第一次来重庆，显示气温8-13度，哇，像春天一样，待了一周，生了冻疮。
我不喜欢重庆的冬天，我喜欢重庆的盛夏，正午的骄阳，温暖的江水，一望无垠的山峦。
这些不是我要说的重点，我想说的是，对于上了年纪、八九十岁的老人，重庆的冬天，是一个重要的考验，很多人会毫无征兆地倒在这个季节，也有人在这个季节奄奄一息，在夏天来临的时候又满血复活。
2024年年初的这个冬天，白天轮椅出游的时候，90后总是帽子围巾包得严严实实，但是，情绪仍然低落，坐在轮椅上，突然来一句：唉，这辈子也不知道啷个收场？
感觉，emo了。
晚饭后，我自主创新发明了用中药熬的热水给他泡脚，觉得，很舒服，浑身冒汗，寒气尽除。
突然又来一句：他妈的还是要活到一百二。
未发现关联之记忆，此处省略一万字，欢迎留言区疯狂补充。
彼得·海斯勒，中文名叫何伟，重庆话里，叫“霍伟”。
何伟在重庆的涪陵区担任过两年教师，根据这段经历他写作了著名的非虚构作品《江城》。这个书在美国关于当代中国的书籍中长期霸榜。
这些年，有蛮多外国友人出版过不少关于中国的书籍，不过，不管有多少闪闪发光的名字，何伟都是独一档。或者说，如果何伟获得了唯一一个二等奖，那么一等奖肯定是空缺的。
阅读了两遍《江城》之后，我去了涪陵旅行，尽管之前已经去过四五次，神奇的是，这一次，脏乱差的马路变成了烟火气息的一种，疯狂的汽车喇叭声也没有将我激怒，吃宵夜的时候隔壁一桌过来打扰也和他们二话不说干了一杯。
这不是夸张，是某种价值层面的认同，以及精神层面的强烈共情，只可惜，这些细节与记忆都是由一个美国青年代表我们体验的。
何伟在《江城》中文版序中有一段话，非常像我们年轻时学习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必须要掌握的常识，可惜的是，我们没有掌握，糟糕透了。
何伟说：“外国人一般对中国的内陆地区视而不见，而记者对来自乡下的人们也总是视若无睹——老以为这些人头脑简单，兜里没钱。不过，我认识的所有人——我的学生们、我的同事们、经营餐馆的朋友们，以及我的一个汉语辅导教师——几乎都有那种农村背景。这些人的生活复杂多样，丰富多彩，我因此觉得，他们长期被外界忽视，是一个错误。”
我们不仅忽视，而且，我们好久没有说人话了，糟糕透了。
当然，写作这件事，主要还是老天爷赏饭吃，或者说，天赋是压倒一切的，后天的努力只能占比较小的贡献，否则，我们都像金正恩司令官那样每天工作30个小时，岂不是大家都可以变成何伟，不能够。
何伟在《江城》的结尾处说：
“我跟长江的关系一直非常简单：我有时候顺流而下，有时候又会逆水而上。逆水较慢，顺水较快。一切的一切，莫过于此——我们在路上交错而过，然后又继续各奔东西。”
这些汉字多简单哪，却又深情款款。
重庆的轻轨首先是用来拍视频的，其次是用来载客的，对头不？
首先是轻轨穿楼。我在波士顿的时候，认识一个墨西哥工头。他问：“你从中国的哪里来？”我说：“chongqing。”他说：“离北京远吗？”我说：“很远。”
有一天，他活都没干完就急着来找我，手机上轻轨正在穿过李子坝的房子，他说：“chongqing，你的家乡，你们的房子建造得非常特别。”
我很无语，说：“不是每个房子都这样。”他说：“应该让汤姆克鲁斯从楼顶跳到轻轨上，怎么样，我把这个创意卖给好莱坞我们俩就等着分钱吧。”
我回到房间里用中文说：“草泥马。”
后来，轻轨又向春天开去，开往春天的轻轨，浪漫极了。
我今天要写的，不是这些，是一条新闻，说是重庆有一条特殊的地铁线还是轻轨线，人们亲切称它是“背兜专线”，原因是重庆很多菜农背着背兜，搭乘这条线去市区卖菜。但是也有人不大满意，希望早晚高峰时段禁止菜筐等大型物品，因为可能占用过多空间，困扰其他乘客。对此，重庆轨道交通方面回应得很干脆，只要行为和物品合规，就不会干涉。
这就是说人话，办人事，点个赞！
Riley是我女儿，这个英文名字的寓意是女孩正直、勇敢。
女儿出生在上海，但是“籍贯”这一栏，仍然要跟着父亲，重庆人。
女儿怕吃辣，小时候去重庆，尝了一口红油火锅的汤，哭了，说人世间怎么会有这么残忍的东西。
现在她在波士顿读书，过了夏天就是高中生了，她最爱吃的餐厅是一家中餐厅，叫“台北小馆”，她最喜欢的是他家的招牌菜：藤椒毛肚。又麻又辣，我吃了一半感觉已经肿成了香肠嘴。Riley觉得只是正常辣，一个人把所有的毛肚和豆芽一扫而光。说：
“这才是祖国的味道，故乡的味道。”
未发现关联之记忆，此处省略一万字，欢迎留言区疯狂补充。
千万不要因为作者一上来就讲自己矮，就误以为重庆人的颜值都令人担忧，大错特错！
实不相瞒，肖战、王俊凯、王源、殷桃，陈坤，都是我们重庆的，我们大重庆批量生产帅哥美女。
根据我个人的审美标准，重庆五大帅哥排名依次为：邱兵、肖战、陈坤、王源、王俊凯。
当然，这只是一个拙劣的玩笑，请后面四位的粉丝饶我一命。
2015年的时候，我还在体制内上班，有一天从重庆回上海，在登机口登机的时候，已经没几个人了，我排在最后面，突然，从更后面冲来了一大群人，一半是年轻的女生，她们反复不停地发出尖叫，响彻云霄。当时我就懵了，怎么突然有这么多人狂热地追逐我。
后来我发现一共是三拨人，中心是两个戴着口罩和帽子的年轻男性，帅帅的样子，以及他们的助手们，第二拨是寸步不离紧追不舍给他俩拍照的一大群人，相机手机咔咔不停，第三拨才是如痴如醉的女生，她们大多数还拿着登机牌，是要送君送到大上海。
在飞机上我才从女孩们的对话中知道，两个年轻的男生一个叫王俊凯，一个叫王源，都是我们重庆人，他们和另一个叫易烊千玺的年轻人组成了一个叫TFBOYS的组合，火出天际，这是我头一回在现实中感受到新生代的力量，觉得这两个年轻人举止都很得体，阳光帅气，如果我女儿追这样的星，感觉没啥不好。
当然，据说，现在连TFBOYS也不算最新锐了，有天吃饭的时候，一个妈妈讲到叫于适还是什么的，这个我们就完全不知道了，但是看得出粉丝的狂热程度比十年前我在飞机上撞见的有过之而无不及。
韩国总统尹锡悦有一次在联合国演讲的时候说，我不是最早到这里来演讲的韩国人，BLACKPINK和防弹少年团（BTS）都已经来过了。不得不承认，韩国人是搞这类输出的高手。
重庆这座城，有非常传统的传承，也有不拘一格的创新，在我们心中，这座城的审美、文化、精神如同碧绿的嘉陵江水与褐黄色的长江水在朝天门激流撞击，漩涡滚滚，既念过往，也慕将来，穿越数千里奔腾入海。
未发现关联之记忆，此处省略一万字，欢迎留言区疯狂补充。
春节的时候，工农坡的老邻居J总请我喝酒，J总和我一般大，年轻时生意做得不小，风光过，脖子上一根大金链子非常粗，让你有一种实在过不下去了就把他的头砍下来的冲动。
我们在镇上的一个小饭馆弄了个包间，他带了两瓶茅台镇的酒，我研究了半天酒瓶说：“把‘镇’字儿去掉就好了。”
J总说：“消费降级了，老子碰到事儿了。”
J总的事儿总结起来叫作理财产品爆雷，钱不少，当然，是不是倾家荡产，我判断不了，似乎还不会，因为后来他还高一脚低一脚地去把单结了。但是理财的这一大笔钱，有他自己的，有丈人丈母娘的，还有一个红颜知己的，这是另一个巨大的次生灾害。
实话实说，我是一个很好的人，但是，比较没有耐心，或者我判断，这事儿没啥好多扯的，要真一把鼻涕一把泪，两天两夜都讲不完。
所以，一共三个问题。第一，会闹到跳楼吗？J总说，不会，既没有勇气杀人，也没勇气自杀。我说，真他妈好，好公民。第二，各人理的财分头解决，爆雷总是要浮出水面了，红颜知己就不要浮出水面了，怕你丫扛不住。J总说，准备分期把本钱还给对方，估计能沟通好，本钱是基本盘，利息是风花雪月。我说，重庆崽儿，可以。第三，生活会有大的影响不？J总说，会有消费降级的可能，活总归还活得下去。我说，那是，已经茅台镇了，看出来了，话说，每一滴酒都是致癌物，戒了才是真好。J总说，戒了还做个屁生意。
说完了这些，常规程序就开始了，J同志在酒精的催化下，嚎啕大哭，女服务员进来吓一跳，以为我俩在谈分手。总之就是各种回忆，三十年前、二十年前、十年前，多美好啊，现在竟然活成了一个理财爆雷男。
我等他消停了一会，为了安慰，也为了倾诉，说：“唉，我也不容易哦！”
他说：“你说噻，今天就是要一吐为快，一醉方休噻。”
我刚刚动情地讲了半分钟，J总就开始打呼噜了。
我说，日你妈！
读初中开始，我们在故乡小镇的家搬到了一个叫工农坡的小山上，每天我要从半山腰上晃荡到平地上、长江边，然后又吭哧吭哧地爬到半山腰的中学，这条V型线路持续了6年，每天来回两趟。
重庆的地形地貌，这两趟就像每顿要吃两大碗白米饭一样正常。
这个冬天回到故乡又去走了几个来回，发现单程要40分钟，并不容易，最不容易的是从半山腰往下走的时候，膝盖疼，小腿肚酸，而且，缺少兴奋感。
人生最难走的路，就是下坡路。
年过半百的男人，一大半走在这条路上，没有了光环，一身爹味，嘴里骂骂咧咧，各种不服，各种抱怨，唯一改变不了的是，下山了，夕阳醉了，没人喝彩。
上坡的累，上坡的艰辛，爬上山顶时的那一身痛快淋漓的汗，经过组织和群众研究决定，这些苦都由更加年轻的同志去吃。
更加精准地说，我们绝大多数人的一生，走的是一条A型线路，越过山丘，无人等候。
逆天改命的V型人生，其实少之又少。那些人即使在谷底，也憧憬着山顶，至少憧憬着半山腰，像NBA或者世界杯足球赛，或者，华尔街的金融市场一样，战斗、拉升至最后一秒。
重庆崽儿有点啥特点，除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有点痞帅之外，我投一票“永不言弃”。
我这一生都不会忘记朝天门的5号码头。
1986年酷热的夏天，我考上了复旦大学新闻系，那是我梦寐以求的殿堂，我要记录历史，匡扶正义。
妈妈到朝天门码头送我，那天大约有40度，我们在7号码头依依惜别，检票员突然告诉我去上海的船在5号码头。
开船还有半个小时，我拎着个蛇皮袋往差不多一里地外的5号码头狂奔，妈妈在后面喊：
“兵娃，慢点！”
我说：“妈，你回去吧，放心，我会当一个好记者！”
那是我第一次出远门，一个人，18岁。
但是，在山谷仰望着天空，憧憬着无限的可能。
“所有的日子，所有的日子都来吧，
让我编织你们。”
瑞典人帕特里克·斯文松有一本著名的书，叫作《鳗鱼的旅行》，这是一本好书。
鳗鱼是自然界最奇怪的生物之一。欧洲鳗出生在马尾藻海——一片难以确定边界的海洋，随后会去往欧洲海岸，再游入江河溪流栖居。平静地生活几十年后，当生物钟敲响，它会完成最后一次蜕变，踏上返回出生地的漫漫归途，在那里繁殖并死去。
斯文松说，“一条幸运地避开了疾病和灾难的鳗鱼，可以在同一个地方一直活到50岁。据传，有的鳗鱼寿命超过100岁。如果鳗鱼不去考虑摆在它们面前的生存目的这个哲学问题，仿佛它们能够永远这样活下去。”
然而，“在它们生命的某个时间，通常是15岁到30岁之间，一个时刻到来了，鳗鱼那处于等待中的生活突然结束，它们开始朝大海游去，秋天的时候，鳗鱼游进了大西洋，并继续游向马尾藻海。”
这是一趟人类仍然知之甚少的旅行。
但一旦来到马尾藻海，鳗鱼就再次找到了自己的家，它们的目的便达成了，它们的故事结束了，它们便死去了。
同样的神秘故事也在长江流域发生，甚至更为壮烈。
1.5亿年前的中生代，中华鲟出现在长江的上游，最大可达到500千克以上，是中国长江中最大的鱼。
夏秋两季，生活在长江口外浅海域的中华鲟洄游到长江，历经3000多公里的溯流搏击，回到金沙江一带产卵繁殖。产后待幼鱼长大到15厘米左右，又携带它们旅居外海。就这样世世代代在江河上游出生，在大海里生长。
没有人能够解释，在这个茫茫星球上，每一条马尾藻海的鳗鱼，每一条长江上游的鲟鱼，都能够在没有任何指引的前提下，找到那个曾经的水域。据说，亚里士多德寻找过，弗洛伊德寻找过，但是，没有答案。
中华鲟从大海来到长江，忍饥挨饿1年多，长途跋涉到达金沙江。在那里，它们有湍急的河流和河底的砺石，鲟鱼将它们的卵黏附于砺石或掉落于石缝之中。之后，鲟鱼以及孵出的仔鱼再游向大海，仔鱼在大海中摄食生长8–14年，待成熟时再次游向长江。
这是一场苦行僧式的漫长旅行，引导这场旅行的是一个无法解释的目的，事关存在的意义。
上个世纪的八零年代，大坝的修建阻断了鲟鱼洄游之路，它们的数量开始大量减少，逆流而上的长江鲟鱼，有时会高高飞起，撞向大坝，血染江水。
为了去到它们最初的地方。
鱼洞是一个地名，是我故乡的县城，是我的小镇。
鱼洞对于我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差不多就是我和太太说的：“我死了之后，不需要墓，咱不花那冤枉钱，骨灰也不用保留，撒在鱼洞的长江里，完事儿。”
这就是我和故乡小镇的关系。
似乎还不准确。
据说，不需要任何指引就能够找到自己出发水域的长江鲟鱼，世界上还有57条，我一定是其中之一。
1986年母亲带我坐车赶往朝天门码头的鱼洞长途汽车站，现在变成了大红灯笼高高挂的火锅馆和洗脚店，春节里和J总喝完酒出来的时候，江风掠过、夜色温柔。醉眼朦胧中，看到马路对面的长途汽车站，依旧人潮汹涌，爸爸妈妈、哥哥姐姐一起到车站送我，54岁的父亲在酷热的高温下主持简单的仪式，他说：“让我们的状元邱兵同志说两句。”我说：“我没有什么好说的，我一定会当一个好记者！”全家人都热烈的鼓掌。
马路对面，夜色温柔中，醉眼朦胧中，55岁的我，拼命地鼓掌。
群山之间的爱情
永恒，正如万物的耐心
简化人的声音
一声凄厉的叫喊
从远古至今
休息吧，疲惫的旅行者
受伤的耳朵
暴露了你的尊严
一声凄厉的叫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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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使望重庆
公益是一门社会实践的学问，与“付出”、“福祉”、“成长”、“爱”关联。这个定位下，故乡一定是最好的承载体。
我只相信，我的故乡，并不是8D城市，它没有太多未来感，相反，甚至充满了过去感，充满了苦难与坚韧，正是这样的情怀，激励着我们去努力搏击，去创造希望。
重庆崽儿有点啥特点，我投一票“永不言弃”。
邱兵
重庆巴南人，李植芳老师的儿子
封面摄影：崔力